这句话的来源已不可考，也衍生出许多相似的版本。但无论如何，它还是深刻揭示了工业化时代世界格局的分化标准：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输出价值观，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输出行业标准，日韩、金砖国家等输出产品，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国家输出劳动力。
而这个从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阶级格局”，正在被一个新兴大国慢慢打破，这，就是正在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
此前，德国中右翼媒体《焦点》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声的制度变革：我们正在复制‘中国的资本主义’，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前德国《商报》主编加博尔·施泰因加特。
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正经历其历史上最悄无声息的一场制度变更，即“国家在市场中的参与度提高”，而这正是源于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成为了西方国家在这个时代的心脏起搏器——他们正在以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追随中国。
虽然“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不符合中国语境的表述要求，但并不妨碍这篇文章论点的提出，也就是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制度和价值体系，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用多说，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而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依靠承接产业转移积累的工业基础和巨大人口基数带来的劳动力优势得到完美结合，中国经济开始进一步腾飞，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的腾飞带来的是综合国力的增强，如果说以前的中国还是主要输出劳动力和产品，那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开始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时开始输出价值观了。
中国在基建、互联网、5G等领域已经处于甚至领先于世界第一方阵，同时，孔子学院、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交流等活动频繁开展，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输出也开始见效。
可以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带来的是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这两点又反过来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模式的正确性。
反观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种族、移民、恐怖活动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甚至出现了美国民众暴力占领国会山，干预大选的情况。
美国喜剧演员比尔·马厄的一句吐槽概括出美中两国的鲜明对比：“中国仍然可以搞定大事。美国则不然。”
两相比较，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思考自身的制度模式，并与中国进行分析比对，构成了“复制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对疫情的认识不足导致在传播初期没能有效遏制，而临近中国每年最大传统节日春节，巨大的人口流动又为疫情扩散蔓延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然而，在这些不利因素迭加的严峻形势之下，中国却依靠强大的制度优势，先以雷霆手段在除夕夜封城；再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执行力，集中全国力量驰援疫情“震中”的湖北武汉。
反观西方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可以说让人大跌眼镜，完全没有体现出高等发达国家应有的水平和能力。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00万，而总人口3.3亿，感染率超过10%，疫情同时还导致美国社会秩序的巨大混乱，警察暴力执法、种族问题、大选乱象等等，狠狠打了“自由民主美利坚”的脸。
英国此前已经全面解封“放弃治疗”，寄希望于疫苗和群体免疫；德法等国家稍好一些，但也总是出现反复。
于是，中西方在疫情应对效果上的巨大差距让西方国家开始进一步思考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最终，在必然的根本原因和偶然的直接原因共同作用下，“复制中国模式”这个观点出现在了德国媒体的报道中。
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体现在很多方面，稳定的政治制度、强大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共同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于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这些优越性最终都要落脚到实事求是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王道所在，更是西方国家最应该借鉴和学习的中国模式的精髓。
《焦点》周刊的这篇文章提到，西方正在无声复制的“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家力量的主动参与，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西方国家大都遵循完全的市场规律，鼓励完全的自由竞争，中央银行一般只负责印钱，在经济危机出现之后才通过降低基准利率等手段来刺激经济。
这种模式固然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高效率的优势，但对于经济危机的应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通过复制“中国模式”，加大央行的调控力度，能够更好的框定经济运行区间，增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更好的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
二是改革福利体系。西方正在改变福利国家的运行模式，养老金、长期护理、健康和失业保险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福利，转而成为一种相互保险。
西方发达国家以高福利而着称，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保险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例越来越高。在西方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背景下，这种福利运作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因此，西方复制“中国模式”，还体现在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方面，国家保障人民生活、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基本需求，鼓励人民以相互保险的形式加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形成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
三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过政府主动作为出台政策，推动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电动汽车以及数字化进程中积极参与、承担社会责任。
在面对国家重大发展需求时，单单依靠几家企业攻关、或是一个行业的努力，很难取得重大突破。此时就需要国家介入，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调配资源、规范行业发展。
在国家参与方面，西方国家政府多年来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这也造成了西方国家在重大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缺乏强劲动力，而通过复制“中国模式”则可以针对性的解决这一症结。
四是国家开始主动参与到重要项目的建设中来，例如美国总统拜登发起的最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教育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是一个“无限连带责任政府”，也就是说，从国家战略到人民的大事小情，政府都要予以解决。这无疑拉近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为国家治理和建设提供了基本保障。
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或共和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处于“分权”的状态，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存在感薄弱，这就导致许多重要建设项目中，政府都缺乏有力推动。
这种“有限责任”政府的模式，在经济增长放缓、政治风险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将会愈发被弱化。因此，西方国家也希望通过复制“中国模式”来提升政府的存在感，推动重要项目的建设进程。
五是推动经济的高增长和加强科技创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重大成就就是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通过经济的高增长为科技创新积累资本，用科技创新的成果来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
这一套逻辑其实是从西方工业革命中学来的成功经验，但西方国家却因为凭借金融霸权“躺着收割资本”时间太长而遗忘了自身发家的立身之本。
复制“中国模式”，其实也就是西方国家重新找回“科技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增长”正确发展模式的过程。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将这种“中国模式”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准确。因为中国强调政府的适度介入，但并不是用国家资本进行剩余价值的剥削。
相反，中国还致力于社会公平建设，注重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加强反垄断立法。不过，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中，加强政府力量的介入，确实是西方国家应该重点借鉴的地方。
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因为过度依赖市场秩序，忽视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臃肿无能，无力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完全依赖市场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则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严重损害了美国社会的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而中国模式的优势就在于，既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让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密切配合，兼顾公平与效率。这不是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基于中国发展实际、实事求是而制定的路线图。
对西方国家来说，提高政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存在感是十分必要的，但也不一定就是照搬中国模式，关键要在于实事求是。而这一点，恰恰是这些高高在上几十年的西方国家最欠缺的战略警醒。
与人求不备，检身若不及。正如本文开篇所讲，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路上大踏步前进，已经逐渐开始输出标准和价值观了。
面对西方媒体对于“复制中国模式”的报道，我们更应当理性看待，绝不能向西方国家那样缺失战略警醒。
一方面，要坚定自信。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毋容置疑。
在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际话语权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制度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和学习，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因此，我们要继续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国家和政党要加强友好交流，平等互惠的输出文化和价值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复制中国模式”的意愿，我们也要拿出友好开放的态度，以此促进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解互信，为加强经贸往来提供助力。
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自身体量大、发展速度快、意识形态不同，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普遍的警惕甚至敌对。
我们要警惕西方媒体通过鼓吹所谓“中国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调来“捧杀”中国。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也绝不能允许任何阴谋论者企图颠覆中国。
因此，我们要凝心聚力，专注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当下中国发展中的问题、化解风险、消解矛盾，发展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只有我们发展得更好，“中国模式”才更有说服力，到那时，中国不惧“捧杀”，价值观的输出也就水到渠成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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