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邦建立汉朝并消灭了异姓王之后，面对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大好江山，其内心也是郁闷不已，当时困难到皇帝出行连四头颜色的牛都凑不齐的程度。在这样的困难之下，刘邦也只有硬着头皮与手下一起商讨如何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等问题。
刘邦在大臣陆贾的劝导下，打消了原来“在马上得天下，在马上治天下”的念头，总体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思路。
首先是颁布了两个土地法令，恢复了名田制。前一个土地法令是“复故爵田宅”令，该法令主要是要求躲避在山林湖泽里面的老百姓都回到原来的家园去，恢复其原有的土地和田产。后一个土地法令是“以有功劳行田宅”令，主要是要照顾到有军功的人，赐予有军功的人以土地和田产。这样就从法律上确定了有军功的人和老百姓对其名下田产有法律上的使用权和处置权等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名田制。这就类似于新中国建国之后的土地改革一样，让全国的老百姓们手上有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然后才能让大家安心生产，以利于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其次就是大赦天下，刘邦下令释放奴婢，又规定了租十五税一，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赋税徭役的负担，让老百姓们能缓口气。
在上述两个举措实施之后，整个大汉王朝就慢慢稳定下来，并恢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刘邦之后的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延续了刘邦的这个“无为而治”的执政思路，休养生息。
“无为而治”的政策在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政策精神就是“方便老百姓”，也就是政府尽量不做打扰老百姓休养生息的事，同时还尽量做一些有利于老百姓休养生息的事。据史书记载，除了有军功的人赐予土地和田宅，原来有土地和田产的也回到原籍继续休养生息之外，刘邦还招抚流亡百姓耕种国有土地，并降低赋税减轻劳役，同时为了促进物资交流，放松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之后的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相继执行这一政策。汉文帝时期还经常减免田租，徭役减为丁男三年一事，又放松了对山林湖泽的管控；汉景帝二年更是把刘邦当初确定的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如此以来，民间就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富，这对于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非常有利的。
而上述政策执行效果很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当时的社会总的人口经过战乱之后已经很少了，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总数只有约1500万，就和当前的西安市范围内的常驻人口差不多，就这点人口洒向现在的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甘肃以东，直至东部沿海地带，那每个人可耕种和占有的土地面积就太大了，随便找个地方开荒都能发展下来，即使发展到西汉末年，总人口也才约6000万。可想而知，在“无为而治”的政策实施下，尽可能地减轻老百姓的各种负担，这就极大地发挥了人的生产潜能，让经济社会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样才能让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对匈奴用兵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做保障。
据史料记载，西汉初期，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地步，平均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约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年口粮达到486斤，全国每人年粮食占有量约为640斤，由于农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手工业产品从数量上和品种上也极大地丰富了起来，这反而还导致当时社会物价比秦朝末年降低了不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大量丝织品、漆器高贵精美，其中一件薄如蝉翼的纱服，重量仅有49克，也就是不到一两重，如此可见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之高。
此外，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又促使人口增多，城市复兴。据汉初史料记载，原来的很多大城市人口几乎逃散完了，能回来的人不到当初的十之二三，分封的那些诸侯最多的食邑人口户数也没有超过万户，少的也只有五六百户。经过从刘邦时代到汉景帝时代共六十多年的发展，很多王侯的食邑内人口都达到了万户以上，像平阳侯曹参原来封的食邑是一万零六百户，绛侯周勃原来的食邑是八千一百户，颍阳侯灌婴原来的食邑为五千户，最后的人口户数都增加到了原来的2-4倍以上。西汉都城长安的城市规模更是宏大，比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城市大三倍都不止。由此可见“无为而治”的政策在西汉初期的效果是多么的明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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