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相权的集中，始于秦桧。而秦桧之所以能够长期独揽朝纲，在于当时特殊的朝局。秦桧任相之初，南宋朝廷正在准备与金人议和。
高宗对议和之事有着极高的热情，但朝中大臣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反对议和的宰相赵鼎离开了相位，秦桧一跃成为朝中宰相。
一旦成为惟一的宰相，秦桧便盘算着促成和议，平息朝廷上的反对意见，条件是皇帝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毫不动摇地支持他。
他十分谨慎，不要求立即答复，而是请皇帝思考三天。三天之后，皇帝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秦桧建议皇帝在最后拍板之前再考虑三天。
考虑的结果是，秦桧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了近乎大权独揽的地位。当和议即将达成之际，朝廷摆出姿态，再次允许官僚们表达意见，但只能是在闻所未闻的一天期限内。
许多官员提出强烈反对，但全都如泥牛入海。高宗为什么会接受近乎屈辱的议和条件，特别是与自身尊荣攸关的附庸地位？
思考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理解权相秦桧长期在位的现象。问题的核心是安全，秦桧为此努力良多。
首先是，秦桧借助议和的事情，将前线几位重要将领“明升暗降”，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兵权。这让自认为饱受“武将威胁”的宋高宗颇为满意。
外部与女真媾和、内部则解决了积压多年的武将问题，宋高宗的安全感一下子就得到了满足。
这样，帝国就天下太平了。任免宰相的频率归根结底取决于皇帝的安全感知度。当他觉得帝国是不安全的，政策是不确定的，那么，高宗对各种危机——内部的、外部的、个人的以及混合的——的反应就是频繁地试用新的宰相。
而当形势转向稳定，相反的情况出现了。秦桧独相的时间不同寻常地长达18年，直到1155年去世为止。
甚至在他之下的副宰相也没有经常更换，18年中只有四任副相。与女真人达成和议之后，权相要做的，就是将知名的政治反对派和其他有反对派嫌疑的官员驱逐出朝廷，高宗在幕后支持他。
一位深洞时情的官员预言说：“当皇帝独运皇权、达成和议之后，会比以前更加轻视士大夫。”高宗本人则诟病士大夫，说：“他们几乎不讲信义。他们彼此相异的言论、观点对国事丝毫无补。”
更糟糕的是，他们分散了国家的注意力，“自从和议达成之后，国无大事。我们惟一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宣扬自己标新立异的错误观点、扰乱朝纲的士大夫”。
皇帝命令地方政府严加看管那些放逐到偏远地区的官员。在被放逐者中，前任宰相以其声望成为士大夫的天然领袖。
1139年的和议达成后不久，朝廷为了表示和解，将他们全部任命为知州。但是，第二年，他们又被以种种借口全部解职，重新退休或遭放逐，甚至遭到流放。
此外，秦桧揽权的方式还包括思想控制。着名保守派政治家司马光的一位后人吓破了胆，以致否认一部长期流传的笔记是他那位着名先人的作品。
遭到压制的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书籍，还有那些包含所谓异端理论、奇谈怪论的书，以及谤诗。每有书籍即将付印，都要送一部到国子监，接受审查。
如果不能通过审查，书版就会被毁掉。四川和福建这两个出版业发达地区，受到了严密关注。值得庆幸的是，禁令时松时紧、未能贯彻始终，所以，反对派思想并没有全部消失。
例如，程学学派虽然看似境况暗淡，但却在私人的圈子里延续着，特别是在福建。在种种威压之下，多数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
甚至高宗都注意到了这种沉默，他看到“近年以来，只有少数几篇议论国家大事的文章”。他告诉秦桧，在和平时期，宰相应当放松。
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在秦桧看来，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断揪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士大夫，消除其潜在影响。
清除异己之后，秦桧任人唯亲，公然将自己的家人和姻亲安排在政府的诸多关键职位上。秦桧死前，他的儿子也是在他身边供职多年的一位高官，要求接替其职位。
高宗拒绝了这个厚颜无耻的要求，而后迅速对秦氏家族开刀，罢免了在朝的秦家子弟，命令他们离开首都，返回原籍。
帝国已经相当巩固，不再需要一位权相。相反，高宗希望通过肃清秦桧流毒来拾高自己的形象。皇帝决定亲自掌管国政。
秦桧时代为方便揽权，办事不循程序制度，监司郡守有事直接报请相关机构，不经朝廷；而高宗则下令事事必须直接上报朝廷。
对秦桧时代更为显着的一项拨乱反正，是下令叙复了一批遭到贬谪的前宰相和其他因受牵连而遭罢免的官员。
这些被平反的官员得到了新任命，或是恢复了先前的职衔，至少也获准在他们喜欢的地方居住。已经去世的赵鼎得到了身后哀荣。
惟一一个突出的例外是张浚，他获准回四川老家葬母，但事后还须回编管居住地报到。高宗是否会罢免曾在秦桧手下任职的宰相们呢？
恰恰相反，他还要留任他们一段时间，因为政策取向基本上仍保持不变。但是，这班宰相却不免遭到被平反者的攻讦挞伐。
比如，其中的一员很快被骂作秦桧第二。这班宰相自然都没能在朝廷上立足太久。走马灯似的频繁换相模式重新出现了，人浮于事的风气也在官僚群中重现。阿谀奉承在朝廷里大行其道。
一位善于逢迎的高官进呈“揽权论”，主张皇帝既“取法于天”，权力无所不包，则当如此这般行使其权力。
对于一个孱弱的政府来说，把专制主义捧上天可不是什么救弊良方，而是一个坏兆头。秦桧高压政策的代价是道德沦丧。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气氛有所缓和，但是，儿乎没有士大夫敢冒政治风险往前迈一步或是畅所欲言。
一些大臣建议，既然士大夫爱重名誉，皇帝就当承诺言者无罪，鼓励他们表达观点。皇帝表示反对，似乎害怕打开一扇洪水之门。
相反，他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让官僚们对如何节约政府用度之类毫无政治敏感的技术性问题提供意见。半年过去了，仍无人大声疾呼。
官僚群体的人浮于事还不是最严重的病症，比这危险得多的，是1161年女真人的再度入侵。这是时隔20年之后女真人第三次企图灭亡宋帝国。
宋朝小心翼翼地恪守和约，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有和平。谁也没有料到金朝会出现一位篡位者，他以诗言志，妄想马踏临安山巅。
前任皇帝钦宗已经在囚禁中亡故，女真要收回河南、挺进长江流域。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一位宦官建议迁都福建，高宗拒绝了，开始组织防御。
为表率群伦，他御驾亲征到南京，但在那儿只待了两个星期。同时，为安抚主和派，也为再度和议作准备，他召回了一位曾经接任秦桧并在某些方面尚颇有影响的前宰相。
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偏不倚，他既宽恕了北宋末年因主和而遭贬谪的宰相的子弟，又宽恕了主战派象征——屈死将军岳飞的子孙。
对这位将军迟到的承认赢得了许多爱国者和保守派的好感。高宗似乎漏打了一张好牌：富有军事才干的主战派领袖、前宰相张浚仍然处于放逐之中。
最终，高宗还是违心地任命张浚出任贬居地附近一个州的知州。接着，张浚还来不及歇一口气，又被任命为南京守臣，负责组织防御。
而就在张浚到达南京之前，宋军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但却不是因为武将们打得好。令人称奇的是，当时正好在前线）重新组织军队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
之后没多久，厌战的女真军队谋杀了篡位者皇帝，放弃侵略，班师北还。恢复和平有指望了。张浚到达南京之后，立即越过长江，筹划在淮河流域进行大反攻。
由于他崇高的历史声望和积极的现实活动，许多人都盼望他能成为下一任宰相，这个愿望却没能实现。
在一次觐见时，张浚提出要和宰执一起同皇帝商讨军政事务，遭到了皇帝的拒绝。高宗可不想让张浚这么一位主战派人物留在身边，阻挠自己的计划。
主战派们充满理想主义地希望收复北方，而高宗则非常现实，只关心当务之急和实在事务。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
持续战争隐含巨大风险，近期的胜利绝不会动摇他对和议的渴望。相反，高宗认为，应当抓住胜利的大好时机，在再度媾和时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比如说恢复宋朝的皇帝头衔，不再称金朝为上国。
既然意见与朝廷恢复和议的方针明显相左，有人建议张浚辞官还乡。他却继续留在南京，处理常规政务。
也许，他是在静观待变。但是，他却说人们已经把自己视为主战派的象征，退隐只会引起普遍的不安，而不安对国家是有害的。
对张浚来说，静观待变也许是正确的。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他确实得到机会尝试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虽然又是无功而返。
1162年，统治南宋长达36年之后，高宗选择退位，传位给养子孝宗（在位期间1163——1189）。也许是厌倦了近期的军事危机，也许是为能够在第二次和议之后传给继承人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帝国而感到无比欣慰。
不管怎么说，太上皇高宗晚年身体康健，继续在幕后对重大朝政施加影响。过去，在前台出头露脸的代理人是不是无法完全让他称心如意呢？
如果是这样，新皇帝便是那个代理人。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
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权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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