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7日骄阳不再炙热，秋风席卷北京，一代英烈刘伯承元帅最终还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10月14日是刘伯承元帅的追悼会，前来参加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刘伯承的挚友邓小平。邓小平默默三鞠躬后，长久矗立在遗体前，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肆意流淌。
其实早在1973年的时候，刘伯承的身体就不大好了，当时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卧病在床，得知消息后的华国锋同志前往医院看望他。
刘伯承趁机向华国锋提出一个请求，并说：“如果你们不答应我这个请求，我就绝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个请求则和邓小平有关，那么刘伯承究竟向华国锋提出了怎样的请求呢？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3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他们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司令员。
很多在刘伯承和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是这样形容两人关系的：“刘邓”就是“刘邓”，顿号都加不进去，从这里足以看出两人亲密无间的笃厚友谊。
邓小平和刘伯承相识于1931年的中央苏区，当时刘伯承到中央苏区后被毛主席和朱德委以重任，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和政委，后来又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刘伯承做事认真，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但此时两人只是对对方有印象而已，他们的真正合作是在抗战以后。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担任129师的师长。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第129师的政治委员，从这以后两人开始了长达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伯承和邓小平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使得129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井井有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根据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老部下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十分平易近人，在他面前就像是在慈父面前一样；邓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是严师。
在着名的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夜以继日地到前线观察地形，密切配合，指挥部队打胜了这一战役。在大战第三阶段的时候，日军集中兵力对我军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129师处境艰难。
10月28日由于形势太过严重，刘邓给前线指挥的每个人发了一支枪，以此保障他们的安全。29日陈赓指挥386旅以及决死队对关家垴的敌人实施总攻击，但是日军36师团岗崎大队十分顽固，不容易被打败。
从早上4点到中午，战斗一直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陈赓给指挥部打来电话：“伤亡太过严重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还有些人已经顶不住了。”
邓小平见后及时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你要从全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打仗不可能没有一点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减少伤亡。”
陈赓听后表示服从命令，从这以后电话接连不断，胜利的消息更是频频传出，刘伯承十分激动的对话筒吼道：“把手榴弹从烟囱里扔进去！用石灰呛死他们！”
待刘伯承说完后，邓小平拿过电话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们！”就这样在刘邓的指挥下，八路军打得日军落花流水。
不过在百团大战中，129师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歼灭敌人8000人，我军伤亡7362人，双方损失几乎是一比一。彭德怀后来承认：“破击战的后期，我也有些蛮干的指挥，这使得129师伤亡家中，这些后果理应是我来承担的。”
刘伯承和邓小平虽然对彭德怀的只会有些不满意，但他们还是坚决维护“大局”和彭德怀的威信，战争结束后，两人均有所反思。
当时正处于战争的紧张时刻，一天晚上刘伯承正站在一张军用地图前思考些什么，由于室内光线太暗，邓小平看后连忙拿起一支点燃的蜡烛凑近刘伯承，让他看的更仔细一些。
当刘伯承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的时候，邓小平拿着蜡烛的手也随之移动。大家都知道刘伯承有一只眼睛失明，地图上的标志又太小了，当刘伯承的手指停止移动时，邓小平就赶紧将这个地名念出来。
邓小平举起蜡烛为刘伯承照亮地图，并帮助一只眼睛失明的他念出地名，事情虽小，可谓举手之劳，但充分反映了邓小平颇为细心，勤于小事、配合默契的品德，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生活中有很多举手之劳的事情，也能够在平凡之中显伟大，在细微之处显价值。因此多做做举手之劳的事情，也会增添友谊的厚度。
1942年阎锡山第61军继续向山西太岳第四军区进攻，太岳区面临两面夹击的严重局面，邓小平得知后决定前往太岳、中条山一趟，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
3月中旬，邓小平刚刚上路，刘伯承就把李达叫去，嘱咐道：“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不放心，你们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现在你通知邓政委要经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
李达很快就安排下去，但刘伯承还是不放心，每天都要去司令部值班室亲自询问邓小平的情况，随时关注他的安全。
3月19日晚上，刘伯承再次来到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路去太岳山区。”
刘伯承点点头，对值班的同志说：“我知道了。”随后让他们先下去休息，刘伯承则因为放心不下邓小平继续留在值班室查看日记。
然而这两位值班的同志怎么可能让师长替他们值班呢？连忙对刘伯承说：“师长，我们不困，还是您去休息吧！”
刘伯承知道他们的意思，便一手拉着一个，将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着被子，说：“你们先睡一会，等会我来喊你们值班。”同志们听到这里只好放弃挣扎。
就这样刘伯承一直坐在值班室，直到收到陈赓发来的电报，说邓小平已经安全抵达太岳区，他才慢悠悠的叫醒两位值班的同志。
日军这次对太岳区南部和太行区南、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历时38天，调集兵力3万多人，采取各种战法，但最终却以损失3000多人告终。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曾遇到过一些风险。邓小平在5月17日到王新亭、聂真的驻地布置完工作后紧急转移，而敌人则在19日占领了该地。
在得知邓小平差点和敌人遇上后，刘伯承马上打过去电话询问邓小平有没有受伤，言语中的急切足以看出他有多么担心邓小平。
刘伯承在6月9日率师部在转移的途中，被日军合围在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他们和敌人最近的距离只有几十公尺。
事后刘伯承在讲述当时场景的时候语气轻松：“好险啊，差点让敌人给抓住了，刚和敌人打照面的时候，他们的胡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尽管刘伯承语气轻快，但邓小平听后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因为他实在是太过担心刘伯承的安全了。在事情过去很久后，每当提起这件事，邓小平都要叮嘱刘伯承一次：“千万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据一位曾在129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邓政委的回答都是按照师长说的去办！”
1946年的夏天，刘邓率领部下前往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如果将野战军指挥所以及通讯设备运走的线辆大卡车，但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经办人居然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卡车。
刘伯承发现这件事后来不及和邓小平商量，紧急召开会议，对此事进行批评和教育。按理说这种会议关系到军政和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管理的，但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种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理也是正确的。
邓小平和其他人一起听取了刘伯承的批评，还严肃地说：“师长刚才批评的话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并进行传达，保证不再犯这种错误！”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共同参加的会议上，他们两个经常都是你讲话时我插几句，我讲话时你插几句，刚开始大家都能分清谁说了什么，但慢慢的大家却很难分清了，因此也被称为“刘邓的意图”。
事实上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都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商定的，各种命令也是以两人名字签发的，多次重大战役更是他们共同指挥的。
1947年8月下旬，国民党集中30万兵力，企图兵分两路将刘邓大军合击于定陶、曹县地区。为此中央军委指示两人：如果能歼灭其中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希望按照实情处理。
敌人就快压到边境，形势十分危急，究竟是打还是不打，现在急需指挥员做出最终的决策。当时刘邓率领的兵力只有5万多人，再加上他们刚刚打完陇海战役，兵马疲惫，如果立刻出战可能有些困难，更何况两方兵力上的悬殊实在是太大了。
第一、暂时避开敌人，先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待休整完毕后再找寻时机歼灭敌人；第二、咬紧牙关再打一仗。
邓小平所提出的方案也是大家面临的选择，邓小平见大家还是犹豫不决，随后给众人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前一个方案对当前形势有利，但不利于将来作战，这一方案势必要加大对陈毅和李先念的压力；第二个方案我们的负担虽然重些，但对全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刘伯承听完邓小平的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点点头也同意了他的想法。最终刘邓大军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西路的敌人。
8月26日晚，在渡淮河前夕，刘伯承亲自在河边指挥部侦查徒步渡河的肯能行，当时尾随的敌人已经追了上来，先头部队离他们只有15公里。
在这种紧张关头，邓小平提议：“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际春同志一起去掌握部队，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身后的敌人。”
次日刘邓大军全部徒步过河，8月底的时候抵达大别山，为了能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刘邓二人无奈之下分开了，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则率领后方指挥部，转移到淮河以北，指挥外线日晚上刘伯承和邓小平在王家湾分别，邓小平对刘伯承说：
刘伯承知道这是最好的安排，他无奈说道：“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着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两人分手当天，邓小平冒着大雨给刘伯承送行，当时两人都没有骑马，而是并肩同行，有说不完的话，尽管两人已经将分兵后可能遇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但分别的时候仿佛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对方。
邓小平点点头，嘱咐刘伯承：“你眼睛不好，你记得要好好保护眼睛，晚上看文件的时候不要因为怕浪费不点蜡烛。”随后再三叮嘱管理处，一定要给司令员准备一盏油灯。刘伯承和邓小平对彼此的关心不加掩饰，更没有掺杂其他东西，这种感情令不少人动容。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辞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职务，离开了他熟悉的重庆，前往北京担任筹建陆军大学的工作。
临别时刘伯承将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送给邓小平留念，并在照片后方写下一段话，说明照片的来历。这张照片对刘伯承意义重大，也是他十分喜爱和珍视的照片，如今他将照片送给邓小平，足以看出两人的感情有多好。
1952年邓小平也奉命进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们一个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一个在北京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尽管地方并不相同，但两人的感情没有发生一点改变。
得知这件事后立刻前往医院看望刘伯承。刘伯承看到华国锋来看望自己很是高兴，但高兴的同时也在担心自己的旧友，因此他向华国锋提出
的要求。大家要知道刘伯承一生无欲无求，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请求，因此这是刘伯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组织提出要求，还是关于邓小平的。
直到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后，情况已经好转的邓小平出席了刘伯承的葬礼和追悼会。
10月14日上午，位于北京市万寿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内，走过了94年生命历程的刘伯承安详地躺在鲜花和翠柏丛中。
邓小平的身后则是他的夫人卓琳以及家庭成员，他们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向他们敬仰和爱戴的刘伯承元帅，进行最后的告别。
的时候，全场3000多人为之肃立、垂首。邓小平向所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同志们讲述了刘老为国家奉献的一生，也讲述了他和刘老多年共事的点点滴滴。
在邓小平不平凡的一生中，和刘伯承的太行山上10年共事的岁月是最令人难忘和激动的，然而今天在他又一次大展宏图的时候，却不幸失去了当时最好的合作者、最亲密的伙伴和战友，邓小平格外悲痛。
大家都知道当时邓小平是非常忙碌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写下了一篇名为《悼伯承》的文章，并于1986年10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显着的位置发表。
这篇文章写了刘伯承和邓小平是如何相识，如何并肩作战的，也总结了刘伯承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发光的刘伯承，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一生的了解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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